我国在涉及国内车企与以色列智驾技术合作方面管控体系滞后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技术层面

● 技术迭代速度快：智能驾驶技术作为新兴领域，正处于快速发展和变革阶段。新技术、新应用不断涌现，算法、传感器等关键技术更新换代频繁。这使得监管部门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面深入了解和掌握这些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技术，从而无法及时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管控标准和规范。例如，Mobileye的“黑盒”技术，其算法不透明，监管部门可能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和专业能力去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和审查，以评估其中的数据安全风险。

● 技术跨界融合特性：智能驾驶技术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通信、汽车工程等多个领域的技术。这种跨界融合使得技术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大幅提升，单一领域的监管知识和经验已经难以满足监管需求。监管部门需要协调多个领域的专业资源，但目前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监管机制可能尚未完善，导致在面对复杂的智能驾驶技术时，难以形成全面有效的管控体系。

产业发展层面

● 产业发展初期的优先考量：在智能驾驶产业发展初期，为了鼓励创新和产业发展，政策往往侧重于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以促进企业积极投入研发和市场拓展。此时，对于安全管控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更多地关注产业的快速崛起和技术的突破。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合作的日益频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但管控体系的建设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和完善。

● 产业利益平衡难题：国内车企与以色列等境外企业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技术引进、产业升级等好处，有助于提升国内智能驾驶产业的竞争力。在推动产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监管部门在制定管控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产业发展的需求和安全风险，避免因过度严格的管控措施阻碍产业的发展。这种利益平衡的考量增加了管控体系建设的难度和复杂性，导致管控体系的推进相对滞后。

法律制度层面

● 法律法规制定周期长：法律法规的制定需要经过严谨的程序和充分的论证，以确保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从问题的发现、研究，到草案的起草、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再到最终的颁布实施，整个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智能驾驶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法律法规的制定速度，导致在新的安全问题出现时，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来进行有效管控。

● 现有法律适用性不足：现有的法律法规可能是在智能驾驶技术尚未兴起或发展不成熟的背景下制定的，对于智能驾驶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风险，如数据安全、算法伦理等，现有法律可能无法完全覆盖和适用。需要对现有法律进行修订和完善，或者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但这需要时间和资源的投入。

国际合作层面

● 国际标准和规则的不确定性：智能驾驶技术是全球性的新兴产业，目前国际上尚未形成统一的安全管控标准和规则。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技术发展水平、法律制度、安全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使得我国在制定管控体系时面临着国际标准和规则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需要参考国际先进经验，但又不能完全照搬；另一方面，还需要考虑如何与国际规则相衔接，以避免在国际合作中出现冲突和障碍。这种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增加了我国管控体系建设的难度和时间成本。

● 国际合作与数据主权的协调难题：在国际合作中，涉及到数据的跨境流动和使用等问题。数据作为智能驾驶的核心要素，其主权和安全问题至关重要。我国需要在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保障国家的数据主权和安全。但目前在国际层面，对于数据主权的界定和保护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和规则，这使得我国在处理与境外企业的合作时，难以准确把握数据安全管控的尺度，从而影响了管控体系的建设进度。